来源 | 群学书院（ID：sacademy）
不知从何时开始，3月8日这个“国际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”的纪念日，变成了鼓励女性努力恋爱、努力消费、努力做“女神”的节日。
这当然不是说不好，不过喜乐之余也不要忘记，在漫长的二十世纪，有一群中国女性，终其一生，她们从未享受男欢女爱和天伦之乐，她们一生茕茕孑立，却并不形影相吊，而是选择用毕生精力，推动文化昌明、社会进步与女性解放。
1945年6月26日，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落下帷幕。经过两个月的无数谈判、商议和争执，人类历史上首个面向全世界的以维护国际和平为宗旨的章程《联合国宪章》正式通过。来自全世界50个国家的153名正式代表，依次在《联合国宪章》上签名。第一个签名的国家是中国，代表团中唯一的女士吴贻芳博士，就成为全世界第一位在《联合国宪章》上签字的女性。罗斯福总统深深为这位典雅端庄的女性折服，盛赞她是“东方智慧女神”。35年后，86岁的吴贻芳，真的重新回到她的母校美国密执安大学，领取专为世界杰出女性设立的“智慧女神”奖。1919年，吴贻芳毕业于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——金陵女子大学，她是第一届仅有的五名毕业生之一，也是中国最早的女大学生之一。这一年的冬天，早已声名远扬的女作家冰心，在北京协和女大的礼堂里，第一次聆听吴贻芳的讲演，就“惊慕于她的端凝和蔼的风度”。到了晚年，冰心说：我没有当过吴贻芳先生的学生，但在心灵深处，总把她当老师那样供奉。1927年，还在密执安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吴贻芳，接到母校的邀请，敦聘她担任校长。在对母校的感激和“教育救国”愿望的双重促动下，吴贻芳接下了聘书。第二年11月3日，在包括宋美龄女士在内的数百位来宾和师生注目下，吴贻芳成为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的校长，那一年她35岁。在此后的23年里，吴贻芳始终担任这所中国最好的女子大学校长。吴贻芳解释说，“厚生”是我们人生的目的，我们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，还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。她努力淡化学校的教会背景，试图让每一位考试合格的中国女孩能够接受最好的高等教育，她认识学校里的每一位学生，关心她们的学业、生活、工作；她甚至在女生宿舍一楼专门辟出“恋爱专室”（别忘了，那是上个世纪20年代），供女生们与男友密谈，而她自己，却选择孑然一身走完人生之路。1946年，司徒雷登向宋美龄推荐吴贻芳出任教育部长，被她婉言谢绝。三年以后，张治中旧事重提，何应钦亲自登门劝说，吴贻芳干脆选择避而不见。民国大学校长中堪称“圣人”的楷模，男有蔡元培，女有吴贻芳。从1915年成立到1951年，金陵女子大学共培养了999位毕业生，其中包括中国早期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女性。在她们心目中，终身未婚的吴贻芳，是所有人最可敬爱的母亲。
1938年元旦那天，苏州盘门附近一户小院的大门，被两个日本兵强行敲开——几个月前，苏州城已经沦陷，成为日寇的天下。开门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中国女性，其貌不扬，却有一口流利的日语。日本兵把她哄出门，经过一座小桥时，其中一个日本兵突然向她连开数枪，另一个紧接着把她抛入小河中。看到河里的人还在扑腾，他们又连发几枪，直到整个河面泛红，才扬长而去。傍晚，一个大胆的木工师傅，偷偷下河把尸体捞上来，装进一口最便宜的薄皮棺材。过去几个月，她好几次跑去日军司令部，面斥指挥官松井石根麾下士兵的烧杀掳掠；但很少人知道，这个躺在一堆烂木片里被下葬的女士，是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杨荫榆。在杨荫榆的侄女杨绛看来，她的这位“三伯伯”（无锡当地习俗，姑母叫伯伯），“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栓桔，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。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，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。她跳出家庭，就一心投身社会，指望有所作为”。1924年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杨荫榆，继许寿裳之后担任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。不幸的是，第二年，就发生了“女师大风潮”，并引发震惊全国的“三一八惨案”。也就是从那以后，杨荫榆是被作为一条“落水狗”，在那篇日后被收入中学课本的《记念刘和珍君》中，被鲁迅痛骂，被国人记住的。从那以后，对这位女性教育的先驱评价，就常极尽羞辱谩骂的能事，以至于1949年以后很长时间里，杨荫榆被盖棺论定的标签，就是“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”。平心而论，杨荫榆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，她一生强调学生应一心治学，远离政治，就连当年带头反对她的许广平，都说“她的德政，零碎听来，就是办事认真、朴实。论资格，总算够当校长的了。”然而，就像杨绛说的那样，“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，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；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，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。”18岁那年，杨荫榆有过一段只维持了一个月的包办婚姻。男方智力低下，杨荫榆也从未行男女之事。挣脱了封建牢笼，她再也没有婚恋。鲁迅后来讽刺说，“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，则无论男女，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，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……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”。鲁迅先生下笔嬉笑怒骂，但是终究不免刻薄。不管怎么说，终其一生，杨荫榆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爱国者。
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院士林巧稚（1901-1983）当他来到协和医院，求见妇产科主任林巧稚的时候，吃了闭门羹。护士告诉彭真，林大夫说很抱歉，病人太多，她实在无法分身。一个月以后，在天安门城楼参加“开国大典”观礼的邀请函被送到林巧稚办公桌上。典礼当天，林巧稚没有去天安门，听着咫尺之外的欢庆喧天，她在协和医院病房里安静地工作了一整天。几年以后，这个眼里“只有病人，没有领导”的大夫，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首任学部委员（院士），在那一批254位科学家，她是唯一的女性。自1928年中国建立国家科学院制度，直到1980年，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林巧稚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女院士。20岁那年盛夏，她与闺蜜余琼英相约报考刚刚建成的协和医学院。英语考场上，余琼英中暑晕倒，林巧稚立刻放下试卷，帮忙急救。这个举动被考官看在眼里，尽管错过了考试，林巧稚依然被破格录取。几十年后回看，这场有惊无险的小风波，似乎正是林巧稚一生的侧影，在她心里，“爱别人”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几乎所有她的学生都会回忆起一个细节：当产妇因为阵痛而乱抓的时候，林巧稚总是让她们抓自己的手。一次闲聊中，她无意中说出原委：不能让她们去抓冰凉的铁床栏，那样将来会留下病根的。那是因为一次政治运动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，林巧稚思来想去，从前老协和规定女士公开场合必须穿着裙装，这可能是唯一的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。十年浩劫期间，林巧稚被当做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发配到病房清洗痰盂，她觉得很幸运，“毕竟我没有离开协和”。1983年4月20日，重病在身的林巧稚又接生了六个孩子，随即陷入昏迷，她断断续续地喊：“快！快！拿产钳来！”一个护士随手抓一个东西塞在她手里，才让她安静下来。她活了82岁，终身未婚，但全中国经她亲手接生的孩子据说超过五万——我不太相信这个有点夸张的数字，但可以肯定的，因她而获得平安与福报的家庭，何止万千？
中国第一位女报人，第一位女子学堂校长吕碧城（1883-1943）1909年，吕碧城26岁了，依然待字闺中。朋友们很着急的想为她寻一门亲事。吕碧城回了一句：全中国的男人，我能看上眼的两个，一个已婚，另一个太小。有人问，你不是还有位蓝颜知己，就是那位让无数女人倾慕的袁世凯二公子袁寒云吗？吕碧城笑了笑说，这样的公子哥，只适合在欢场上偎红依翠罢了。1903年，因为不愿遵守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妇道，吕碧城愤而离家，独闯津门，结识了《大公报》创始人英敛之，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报人。“晦暗神州，欣曙光一线遥射。问何人，女权高唱，若安达克？雪浪千寻悲业海，风潮廿纪看东亚。”1906年，袁世凯任命吕碧城担任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——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校长。她对女校的期许，是“开女智、兴女权，拯二万万女同胞出之幽闭羁绊黑暗地狱，复其完全独立自由人格，与男子相竞争于天演界中，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将来尽各自的力量”。邓颖超、许广平、刘清扬、郭隆真……“五四”运动中最重要的女性解放先驱，都是在吕碧城老师的课上接受了第一次启蒙。1907年，鉴湖女侠秋瑾被杀害。高压之下，万马齐喑，诸报噤声。第一个将秋瑾革命事迹见诸报端的，是她的闺蜜吕碧城，她用英文撰写了《革命女侠秋瑾传》，在美国发表。我们看吕碧城当年的装束，惊叹她审美观念的超前，今天依然独立潮头。很难想象在一个多世纪前的中国，就有这样一位先驱，理解和践行了“女性权益”的真正内涵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能被吕碧城看中的男人，是他们的荣光。直到去世，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，能走进吕碧城的情感生活，在精神世界成为与她旗鼓相当的伴侣。60岁时，她在香港去世。临死留下遗嘱，不留遗体，骨灰和面为丸，撒于中国南海。
近代中国，有一个绵延两百年，被称作没有出过一个败类的家族。这就是湖南湘乡曾氏家族，这个家族的隆兴，始于“近代第一完人”曾国藩。从袁世凯到蒋介石，到毛泽东，近代中国几乎最重要的人物，几乎都与这个家族有这样或那样的联姻或亲缘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这个家族里许多不少女性，却主动选择终身独处，或者说，终身与自己的事业为伍。1907年，曾国藩的14岁的长重孙女曾宝荪，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。但身为进士的父亲曾广钧却为女儿选择了更为开阔的人生道路，要求她“穷经史之后，再去泰西学”。这种中体西用，兼采中西之长的方案，也是洋务运动以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通常的教育计划。1911年，曾宝荪进入伦敦大学学习，成为第一位在这里获得学士学位的的中国女性。在伦敦期间，她就与同校的堂弟曾约农约定，终身不婚，“立志贡献自己为国家、为世界致用”。“我如果结婚，顶多能教养十个子女；从事教育事业，我可以有几千个孩子。”
回国以后，曾宝荪姐弟在长沙创办著名的艺芳女子学校，作育英才无数，到1949年前夕，已成为湖南最负盛名的女校。
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，中国第一位女博物馆馆长曾昭燏（1909-1964）从艺芳女校走出的最知名的校友，是曾宝荪的侄女曾昭燏。在艺芳学校，曾宝荪细心为这个堂侄女安排好了人生道路：中学毕业后，曾昭燏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，继而进入伦敦大学考古系深造，她是最早的考古学女学者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曾昭燏拒绝了伦敦大学聘用，毅然回国。她剪下上海《新闻日报》头版的一张照片：日军轰炸后的废墟边，一个幼儿坐在母亲遗体旁边哇哇大哭；一直保留到抗战胜利。除了留下回南京的旅费，曾昭燏把在英国结余下来的几十英镑连同自己的一枚金戒指，都委托抗敌后援会捐给了国军将士。随后返回南京，曾昭燏出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，全力投入工作。战火蔓延至南京，她与李济等人夜以继日将博物院文物登记造册，装箱编号协助文物西运，连同运出的还有来自北平故宫博物院的一万多箱珍宝。1943年，她与李济先生合著《博物馆》一书，是中国博物馆学的奠基巨著。1948年，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的溃败，蒋介石筹备将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紧急转运台湾，曾昭燏坚决反对，她说，文物若在途中或者到台湾后有任何损失，则主持者将永为民族罪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央博物院改称南京博物院，这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够格称“博物院”的机构（另一所未北京故宫博物院）。曾昭燏担任院长，她吃住在馆里，克俭奉公，连一只信封都不曾占过公家便宜。自她以后，南京博物院有条不成文的院规：本院做考古工作者，绝对不准私人收藏古董。她编写的《南唐二陵发掘报告》及《沂南古画像石墓的发掘报告》，至今仍是南京博物院存档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。然而，令曾昭燏没有想到的是，最后压垮她的，是她无法改变的家庭出身。五十年代，官修《中国近代史》出版，曾国藩被盖棺论定为“汉奸刽子手”。“说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，我们认了，但是说曾家是汉奸，这无论如何无法令人接受——曾家自曾国藩以下数百口人，在民族大义面前，没有过丝毫犹豫！”强大的政治压力让曾昭燏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1964年一个隆冬，她登山南京东郊灵谷塔，纵身跃下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她的表哥，远在广州的陈寅恪先生闻讯，神色黯然的写下诗句：-END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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